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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從壬辰戰爭到甲午戰爭 回望500年的啟示

<br/>  參考消息網7月31日報道 2014年是農曆甲午年。近代以來,最著名的甲午年是1894年。這一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留給中國人的痛楚記憶,百年不消。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精英曾反思:落後就要挨打!說的<a href="http://www.cthouse.com.tw/houseagency/"><span style="color:#666">永慶房屋</span></a>固然不錯。可是,回望歷史500年,我們還能看到更加豐富的內涵,獲得更為深刻的答案。<br/>  <br/>  點<a href="http://tw.adata.com/index.php?action=index_ssd&lan=tw"><span style="color:#666">固態硬碟</span></a>擊圖片進入下一頁<br/>  豐臣秀吉畫像(資<a href="http://tw.adata.com/index_TW.html"><span style="color:#666">隨身碟</span></a>料圖片)<br/>  痛擊侵<a href="http://tw.adata.com/index_TW.html"><span style="color:#666">mSATA</span></a>略贏得三百年和平<br/>  422年前的壬辰年(1592年),也就是明朝萬曆二十年,爆發了一場國際大戰,明朝史籍一般稱為“東征”(1592-1598年)。這是發生在朝鮮半島及其附近海域、明朝軍隊與朝鮮聯軍合戰日本軍隊的七年戰爭,韓國或朝鮮稱之為“<a href="http://adata.com/index_TW.html"><span style="color:#666">SD記憶卡</span></a>壬辰倭亂”或“壬辰衛國戰爭”,日本稱為“文祿之役”與“慶長之役”。在大明王朝最為鼎盛的年代,剛剛統一日本列島、羽翼未豐的豐臣秀吉,迫不及待地發動了這場全面侵朝戰爭,妄想“一朝直入大明國,易吾朝之風俗於四百餘州”,讓朝鮮“先驅”,“吾死之前將令中國臣服”。明朝援軍聯手朝鮮軍民,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質財富代價,最終打敗了豐臣秀吉的日本軍隊。<br/>  16、17世紀之交的明朝,在當時世界經濟中占支配地位,也是世界白銀生產的終極“秘窖”,實屬當之無愧的“中央之國”。當時的中國是全球經濟體系的兩大中心之一(另一個是印度)。這不僅表現在貨幣的白銀流通方面,也表現在明代所具有的東亞文化母本和意象中心發源地的大氣象。泰國(時稱暹羅)國王納黎萱認識到日本已經開始了擴張主義的政策,威脅到整個東亞的貿易(包括暹羅),並且在1592年侵犯了朝鮮。納黎萱瞭解這些情況後,在1592年10月派遣了一個使團去中國,提出派遣暹羅海軍去對抗日本。雖然由於種種原因,暹羅海軍最終出兵未果,但這表明,中國確實在當時一個有秩序的亞洲國家體系中處於主導地位。<br/>  對日本而言,當時的大明無疑比它先進得多,即使視明朝為“父母之邦”的朝鮮,也將日本視為“藩臣”。而戰後的日本,無論是陶瓷術、印刷術、做豆腐的秘方,還是造紙術、絹紗製法及織布術等,據說都是通過從戰爭中被擄的朝鮮人處學得的。若從近代日本的歷史邏輯出發,反觀豐臣秀吉之舉,這不是明目張膽的落後挑戰先進、肆無忌憚的野蠻踐踏文明又是什麼?<br/>  福田勘介,這位當時被朝鮮軍所俘的日軍加藤清正部下,曾明白無誤地指出侵朝日軍的戰略:“勿論老少男女,能步者擄去,不能步者盡殺,以朝鮮所擄之人,送於日本代為耕作。以日本耕作之人,換替為兵,年年侵犯,仍向上國矣。”此“上國”即指明朝,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的目的就是要通過蠶食朝鮮,進而侵略明朝。故東征經略邢玠後來總結說,當日本發難時,明朝“始而征兵不多,繼而留兵太少,一時雖省,然養成燎原之勢”,致使戰事遷延七年,沿海之備所需不貲,這次若不徹底戰勝日本,“狡倭乘之,大勢去矣!”<br/>  萬曆援朝東征,確實耗費了明朝的元氣,致其無法自如掌控關外建州女真,僅在戰爭結束20年後,即陷入了與後金及農民軍作戰的泥潭,而最終導致滅亡。因此不少歷史學家將明朝的滅亡歸罪於東征引發的覆國,從而給出了負面評價。如果贊成這種觀點,那麼豐臣秀吉確實可算是來自東亞世界的第一位挑戰者。但無可否認的是:恰恰也是明朝,憑藉毋庸置疑的實力,將日本的侵略勢頭整整遏制了300年,奠定了東亞和平的基礎。<br/>  重大代價換來東亞新秩序<br/>  回望歷史500年,可以清楚地看到:實力是奠定和平的基礎,也是構建國家安全的保障。<br/>  實事求是地說,明朝萬曆皇帝面對突如其來的戰爭,對東征問題的拍板和關註,不僅經得起歷史評說,也對得起子孫後代。而當時皇帝的手下,也有一幫苦幹實做的大臣,能在矛盾中權衡輕重利弊,選擇符合時代要求的建議並努力付諸施行。<br/>  在東征明軍中,最有戰鬥力的南兵,無疑是一面旗幟,被朝鮮國王稱為“劍閣精兵”,他們的作戰能力和軍紀,正是戚繼光在薊鎮十餘年訓練新兵成果的最好檢驗。朝鮮相臣柳成龍對南兵的解釋準確而形象:“所謂南兵者,乃浙江地方之兵也,其兵勇銳無比,不騎馬,皆步鬥,善用火箭、大炮、刀槍之技,皆勝於倭。頭戴白幍巾,身以赤白青黃為衣,而皆作半臂,略與本國羅將之衣相近,真皆敢死之兵。”南兵的嚴明軍紀,更是鐵板釘釘的事實。雖然確有少數北兵、西兵軍紀敗壞的案例,但無可否認也有朝鮮缺糧、供應不及的原因。而南兵將士即使斷糧缺頓餓肚子,也保持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風範,這是朝鮮史料中清清楚楚記載的事實。<br/>  回顧東征歷史現場:明朝出兵朝鮮後,戰場情況千變萬化,總有超出高層預想設計之處。從東征開始的平壤之戰到糧餉缺乏後的慶州駐守、安康出戰,乃至第二階段的稷山之戰、蔚山攻圍,以及最後階段的講和活動、順天之戰、露梁海戰,戰爭進程的每一步,都是在明廷廟堂決策、東征軍高層運籌及戰地將領臨場發揮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制約下的綜合結果。尤其是戰爭第二階段,從楊鎬放棄蔚山攻圍到邢玠重新發動四路總攻,中間只隔了8個月,這說明明軍的恢復能力很強。<br/>  日本自封的所謂戰國群雄,在與明軍交戰中,往往舉陣驚駭奔散,基本上處於守勢。故在萬曆二十六年七月,豐臣秀吉死後,五大臣決定秘不發喪,爭取體面議和,因此雙方纔有了議和的基礎與空間。<br/>  戰爭的結果是明朝確實付出了重大的歷史代價,但由此造就出長久持續的東亞和平新局面,更加功不可沒。雖然在中國內部有天翻地覆的明清易代,而另一事實也同樣乾坤朗朗:由明朝創立並推廣的宗藩朝貢體系,因東征得到鞏固、加強,並被清朝如數繼承,一直運行到近代被西方殖民統治體系徹底顛覆為止。中國周邊,東征不僅對朝鮮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均產生了全面、深刻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鑄就了一道海上長城。<br/>  東征還鏟除了戰爭的始作俑者及其產生的土壤,正如萬曆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日本三國書之一《日本國對馬州太守豐臣義智誠恐謹稟朝鮮國禮曹大人閣下》所雲,“本邦於貴國更無他望,只止乎和好一事而已”,希望能得到“天朝諸老爺”的首肯。戰後日本進入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實現了與豐臣秀吉政權的徹底切割,埋頭“鎖國”200多年的日本,致力於發展商業化和城市化,東亞海域世界從此無大戰事。如此徹底切割的前提是什麼?就是得到了實實在在的教訓。<br/>  可見,明朝付出重大歷史代價的成果,最終是由清朝繼承和享受的。但唯守成卻無繼續創新的清朝,最終還是被來自海上的日本戰勝,這個惡果當然不能怪罪到明朝的頭上。<br/>  <br/>  點擊圖片進入下一頁<br/>  朝鮮畫家描繪壬辰戰爭時期明軍右協大將楊元部進攻日軍所占平壤普通門的作品(資料圖片)<br/>  “併吞大陸”野心五百年未滅<br/>  回望歷史500年,既有歷史教訓,也啟發我們思考:歷史邊界甚易模糊,文明衍變邏輯詭黠。<br/>  1592年“渡海征服高麗”的壬辰戰爭,不過是豐臣秀吉為“征服唐國”所做的熱身運動。從壬辰到甲午,不憚失敗的日本人,通過卧薪嘗膽的改革,再次與維新失敗的清末中國較量,終於取得了甲午戰爭的勝利。繼而通過1905年的日俄戰爭,趕跑了爭食的北極熊,遂在1910年吞併了朝鮮。至此,日本自壬辰以來未遂的願望終得實現,日本蠶食大陸的理想才漸入佳境——壬辰是日本失敗的藍圖,而甲午則是其成功的印證。<br/>  甲午戰爭,遠非一些日本研究者所認為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個“起點”或“開端”,其實早在300年前,它就已經“萌芽破土”,只不過未能長成參天大樹而已。300年後,徵朝成功的日本一舉侵入中國,先在東北建立了“滿洲國”,直至1937年與中國爆發全面戰爭,如果不是中國人民八年浴血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日本以中國寧波為中心、面向南海的理想藍圖不是沒有實現的可能。500年來的歷史,似乎就為詮釋這個事實而不斷增添著註腳。<br/>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自明朝萬曆時代起,日本併吞大陸的“帝國主義”已歷經500年不滅。若有空子可鑽,死灰復燃可期。當年,面對豐臣秀吉的挑戰,如果不是明朝先後兩次出動東征軍,把日軍拒之於國門之外,並堅決徹底打回日本;如果日本人沒有在萬曆援朝戰爭中被打垮或耗盡實力,那麼,很難說它就不會搶在滿族人之前,通過取得朝鮮,再侵入中原,把明朝這個龐然大物蠶食殆盡。事實上,日本人後來正是循著這個思路做的,從創建“滿洲國”起步,步步為營,精心謀劃“逐鹿中原”的帝國事業。<br/>  1885年,福澤諭吉在《脫亞論》中宣稱:“我日本國土,地處亞洲之東陲……然不幸有鄰國,一曰支那,一曰朝鮮……此兩國者,不知改進之道,其戀古風舊俗,千百年無異。”似乎已全然忘卻往事,一心想鏟除中國和朝鮮這樣的“惡友”。另一方面,甲午諜戰巨頭荒尾精對“四百餘州”中國的魂牽夢縈及其學生宗方小太郎“誰取禹域獻君王”的理想抱負,卻與“使威名傳至後世”的豐臣秀吉沒有本質區別,顯示歷經明清易代“華夷”之變和西風東漸影響的日本人,在歷史觀上的繼承與斷裂唯需所取,在世界觀上的矛盾與混亂唯我獨尊。明清易代不過是它運用純熟的障眼法之一:借助中國曆史上群雄逐鹿中原的往事,寄托其染指大陸的野心,歷史國家、民族邊界從此模糊。<br/>  這樣的歷史邏輯又是如何產生的?一直受中華文明乃至明代朝貢體系、王陽明思想滋潤的日本思想界,存在的“小中華”心態,也許就是理直氣壯鳩占鵲巢的行為指南。“禮失求諸野”的心理基礎,指導著日本國家的掌權者,罔顧中華民族兩千多年走過的歷史腳印,漠視明清時代中央政府的統治譜系,撇開國家、民族的基因認證系統,追求其擴張的理想,甚至不憚以“中原解放者”及“文明”、“進步”的形象自居。想想那些“五百年一齣”的“雄傑巨擘”,對東亞世界和他國人民來說,究竟是福音還是災禍,不也一清二楚嗎?只是,日本政客最詭黠的歷史邏輯,也沒有逃出中華文明衍生品的如來掌。這倒是文明衍變所給予我們的另一個啟示。<br/>  正如《菊與刀》一書作者魯思·本尼迪克特所說,對於日本這樣一個“尋找侵略根據”的國家,成功只會刺激它的胃口。無論是120年前的甲午戰爭,還是70年前的全民抗日戰爭,以及當前安倍政府的歷史認知和做法,似乎都在印證自豐臣秀吉以來歷史意識的成長、壯大以及與現實的糾結,倒逼著我們改換思路,至少要拓展視野看問題,認識我們這個鄰居的各種面相,同時加強我們自己的實力。否則,歷史的重演就會是現實而不僅僅是傳說!(文章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楊海英)<br/>  楊海英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明末清初史及清代學術文化史研究。代表作有:《洪承疇與明清易代研究》(專著)、《乾嘉學派編年》(合著)、《乾嘉學派研究》(合著)等。<br/>  【延伸閱讀】<br/>  獨家:洋務運動至今仍在影響中國<br/>  2014-07-30 11:40:37<br/>  《參考消息》駐倫敦記者張濱陽、吳叢司7月30日報道 英國劍橋大學中國現代史教授方德萬稱,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原因有很多。日本動員速度很快,它有快速動員的能力。而李鴻章當時認為西方國家會出面干涉,所以備戰不足,因此在外交戰略上中國就出現了問題。 <br/>  <br/>  點擊圖片進入下一頁 <br/>  洋務運動時期,中國以軍事工業為中心建立了一批近代化工廠。圖為江南製造局製造的火炮。(資料圖片) <br/>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在中國的海軍。通常認為,從噸位、大炮數量等技術指標上,中國海軍與日本海軍相當;但我認為完全不是如此,日本海軍更加現代化,大炮的射速更快。另外,日本海軍接受法國人的訓練,他們訓練有素,而且經常保持戰備狀態。相比之下,中國海軍則簡陋許多。還有一點,中國海軍被分成北洋海軍和南洋海軍,他們的領導人關係不睦。在甲午戰爭之前10年的中法戰爭時,李鴻章對南洋海軍沒有出手相救。李鴻章知道北洋水師不堪一擊,所以把北洋水師主要作為一張外交牌在打。而且在東北的陸戰戰場上,清軍跟日軍相比差距更大。所有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國戰敗。 <br/>  有意思的是,直到1884-1885年,中國海軍跟日本海軍相比,還占上風。實際上,正是李鴻章購買性能優良的巡洋艦,讓日本意識到,日本要想在東亞占據一席之地,就必須更快地發展海軍。所以這實際上是一場中日之間的軍備競賽,而清政府在這場競賽中失敗了。 <br/>  很多學者把中國戰敗歸結為清軍膽小如鼠,軍紀鬆懈,腐敗橫行,慈禧還挪用海軍軍費。我認為這些都沒那麼重要。最主要的是海軍訓練跟不上,武器裝備上的差距,以及對外交的依賴。 <br/>  軍事因素是主要原因。而背後則是洋務運動本身的問題:過於碎片化,過於地方化,中央政府沒有統一的戰略,未能在現代工業、尤其是輕工業上進行投資,在財政金融上也面臨困難。 <br/>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明治政府也面臨很多反對力量,但是成功地進行了削藩,建立了屬於中央政府的現代陸軍和海軍力量,所以有能力動員這些軍事力量。日本建立起了強有力的現代中央政府,而中國則未能如此。 <br/>  支持一支海軍,背後需要很多力量。需要相關工業、教育培訓機構、對士兵的訓練。就像現在的空軍一樣,一架飛機上天,陸地上做保障支持的可能有10000人。日本人從法國人那裡學習得非常快,而中國這邊完全沒有後邊的保障。 <br/>  這背後的原因是洋務運動的地方化。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清政府財政資金不足,收入主要依賴海關。而且,因為滿漢衝突,清朝統治者很敏感。所以洋務運動都是在地方層面進行,改革的動力主要在地方大員手中,像李鴻章、張之洞等人。而他們之間還相互競爭。 <br/>  有人說洋務運動沒有使中國走上發展現代工業之路,我對此沒有什麼異議。但是我也不認為洋務運動完全失敗。 <br/>  有人認為,中國甲午戰爭失敗,說明洋務運動的道路是錯的。這是事後諸葛亮的看法。其實中國在洋務運動中做了很多事情,但有些事情中國沒做,比如沒有建立現代輕工業。 <br/>  我認為更大的變化發生在中法戰爭前後。直到1885年,實際上中國領先於日本,中國的財政狀況正在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建立起很多現代工業,這些都進展很順利。 <br/>  但是1885年之後,情況開始變糟。中國面臨全球經濟發生變化的情況,還要應對全球農業危機。還有很重要一點是白銀相對黃金的貶值,這意味著外商在中國以更便宜的價格購買商品,而中國進口則花費更多。中國的比較優勢是農產品和原材料,進口的則是工業品。 <br/>  1885年之前,西方國家在中國的政策是協調合作。此後,西方列強在全中國發展帝國主義。1885年之前,法國和英國在中國奉行合作政策;但1885年之後,法國和英國相互競爭,日本、德國和俄國也參與進來,爭相劃取勢力範圍。從那時候開始,東北成為列強爭奪的對象。 <br/>  洋務運動的初衷是為了使中國經濟和軍事上更加強大,甲午戰敗給洋務運動帶來了衝擊。 <br/>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震動。但是洋務運動的許多成分,即使在整個20世紀也一直在中國延續,包括工業化、經濟發展、鐵路建設等。從孫中山到鄧小平,都是延續了洋務運動的道路。所以洋務運動實際上一直影響著中國政府的政策和行為,一直到現在。(作者為英國劍橋大學中國現代史教授方德萬)<br/>  【延伸閱讀】<br/>  獨家:以史為鑒,迎接新的世紀大考(下)<br/>  2014-07-29 11:27:00 <br/>  參考消息網7月29日報道 以史為鑒,不是陶醉於歷史輝煌,不是沉湎於歷史苦難,更不是陷於歷史泥淖,而是洞察歷史規律,汲取歷史智慧,把握歷史大勢,從而解決新的歷史課題,推動歷史前進。 <br/>  當代世界和當代中國,同120年前相比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說,以甲午戰爭為標誌的中國沉淪落伍是19世紀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標誌,中華民族實現民族獨立和解放是20世紀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那麼,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標誌,中國成為世界強國將是21世紀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我國的近現代化進程曾經兩次被打斷。現在我們正處在由富變強的重大歷史節點,對於中華民族來說,這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也是新的世紀大考。中國站立起來不容易,富裕起來不容易,強大起來更加不容易。但中國終究不但要站起來、富起來,而且要強起來。這是時代進步的偉大潮流,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我們一定要準確判斷和牢牢把握世界大勢和中國大勢,舉全黨全國之力,迎接新的世紀大考,交出新的合格答卷。 <br/>  <br/>  點擊圖片進入下一頁 <br/>  甲午戰爭期間,中日兩國國民的國家意識存在明顯反差。日軍入侵遼東半島時,一些民眾受雇為日軍充當嚮導、車夫等。圖為日軍第一師團長山地元治(左)在考察旅順口海冰情況,近旁蹲集者為中國雜役人員。(資料圖片) <br/>  一、密切關註國際大局的調整和變化。中國在長時期里有天下觀,而無國家觀;有天下觀,而無國際觀;只見陸,不見海;只見內,不見外。從而導致戰略視野狹隘,長期以來國家戰略只能是一種不完全的戰略。中國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要走在世界前列,要在國際戰略博弈中立於主動地位,首先要確立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國家觀和國際觀,並且使兩者有機統一、緊密結合。當代世界仍然處於二戰以來廣泛而深刻的戰略格局變化和調整之中。從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到兩極格局終結、美國戰略東移,世界局勢的變化撲朔迷離。今天我們講大局觀,是包括國內大局和國際大局兩個方面的。我們要清醒把握時代、實踐和科學發展的主流和趨勢,清醒把握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及世界矛盾全局、發展全局、戰略全局的發展變化,清醒把握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的深刻調整和地緣政治格局的深刻改變,清醒把握我國的戰略利益、核心利益、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從而牢牢把握國際戰略主動,不斷增強和擴大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創造有利於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良好環境,維護世界和平。 <br/>  二、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任何國家由富變強都不是輕而易舉的,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對我國這樣有著幾千年封建社會歷史,小農經濟基礎深厚,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巨大的發展中大國來說,任務尤其艱巨。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富是量的積累,強是質的變化。在一定條件下,富是強的基礎。但強不是富的簡單增長和疊加,而是一個國家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社會生活、文化生活等綜合性的質的提升和變化。因此,國家由富變強不容易,而由富轉衰,垮起來常常是一夜之間的事。如果說,改革開放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那麼,建設現代化的世界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將是一場更為廣泛、更為深刻、更為持久的偉大革命。從世界後列走到世界前列,必然會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一些革命性變革和變化。對此,我們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要準備進行與過去時代有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鬥爭。最根本的一條,是要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 <br/>  明朝中葉以來,我國吃盡了閉關鎖國的苦頭。新時期,鄧小平指導我們黨作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才使我國大踏步跟上了時代前進的步伐。這個正確方向絕不能動搖。要堅定不移地實現“強治、強經、強軍、強民”的戰略目標。“強治”,就是堅定不移地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兩個現代化是整個現代化的核心目標,也是整個改革開放的“牛鼻子”,要抓住不放。“強經”,就是要堅定不移地實現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戰略目標,努力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努力提升中國經濟的自主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強軍”,是強國的應有之義,也是強國的核心目標之一,像我國這樣有13億人口的大國,沒有強大的軍隊和國防,是不可思議的。“強民”,就是要大力提高13億人民的整體素質。有強大的社會、強大的國民,才有強大的國家。要特別註意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弘揚。一個精神上昂揚奮發的民族,才是一個有光明前途的民族。 <br/>  三、努力使中華文化走在世界前列。世界歷史發展充分證明,誰創造了領先世界的文化,誰就能走在世界前列,誰就可能成為世界性強國。深刻的文化變革和文化進步是近代以來世界科技和經濟發展重心轉移的最重要和最具有影響力的因素。迎接新的世紀大考,文化的考驗是一個長期的考驗。我們必須樹立一個雄心壯志,這就是:經過30年或者更長時間的不懈奮鬥,努力使中華文化走在世界前列,讓中華文明在世界大放異彩。那將是一幅波瀾壯闊、宏大精微、異彩紛呈、氣象萬千的生動畫面。 <br/>  到那時,中華民族將以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燦爛的精神文明貢獻於世界,中華民族將以全新的素質和嶄新的精神風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到那時,中國制度將更加成熟和定型,中國模式將更加完備和豐富,中國道路將光芒四射、越走越寬廣,從而為世界的發展提供新的啟發和新的借鑒。到那時,中國價值觀將被世界更多人所認同、所尊重,中國思想將以其博大精深的本來面目和回答人類面臨的各種問題的蓬勃生機而引領世界,中國聲音將成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中國語言將以獨特魅力和無與倫比的創造力、表現力而普及於世界,成為世界主要交流工具之一,中國作品將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廣泛讀者的作品,中國將造就和涌現出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大學和科學、文化研究機構,將造就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思想家、教育家、學者、作家和藝術家,將形成群星薈萃、人才輩出、高峰連綿的局面。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br/>  <br/>  點擊圖片進入下一頁 <br/>  甲午戰爭期間,日軍隨軍攝影師拍攝的金州當地百姓。(資料圖片) <br/>  四、堅定不移地走科技強國之路。近代史上,我國落後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後。事實已經反覆證明,沒有核心技術、沒有核心競爭力的經濟總量是靠不住的。只有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競爭和發展的主動權,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安全。16世紀以來,世界上多次發生科技革命,但沒有一次發生在中國。人們百思不得其解,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我們應當把這種歷史欠賬轉化為發展科技的強大動力。把科技創新作為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切實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制定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頂層設計,改革國家科技創新戰略規劃和資源配置體制機制,加快解決制約科技成果轉化的關鍵問題,加快建立和提升國家創新體系,堅持我們黨抓科技形成的重大任務帶動、重大項目導向,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良傳統,形成推進自主創新的強大合力,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步伐,瞄準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實現從科技大國邁向科技強國的歷史性跨越。要努力創造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體制機制環境、社會和輿論環境,逐步使中國成為對世界科技優秀人才、拔尖人才最具吸引力、凝聚力的重要國家。 <br/>  五、毫不動搖地走和平發展道路。近代以來,西方列強的現代化,幾乎無一例外的是充滿血腥的現代化。中國堅持和平發展、和平崛起,在世界歷史上走出了一條大國崛起的新路。雖然這條路並不平坦,但它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貢獻,怎麼估計都不會過高。然而值得警惕的是,有人並不希望看到中國崛起、中國強大,妄圖第三次打斷和延緩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現實中存在著崛起與反崛起的嚴峻鬥爭。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要經受各種風險的考驗,包括強加在我們頭上的戰爭風險的考驗。要看到,今天日本軍國主義複活的危險性、危害性,不比120年前小,也不比80年前小。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紙老虎,也是真老虎。對此,我們務必心中有數。我們堅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但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 <br/>  六、強化國家意識。國家意識是對民族存在的一種自覺,它最大的意義就是增進民族認同,提高人民的歸屬感和凝聚力。國家意識還是強化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最有力工具,有助於喚起人們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願望。堅定的國家意識是大國崛起的重要動力和源泉。中華民族是富有強烈國家意識和強大民族凝聚力的偉大民族。在新的時代條件和新的歷史任務面前,特別需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這一偉大傳統。特別值得珍視的是,在晚清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下,中華民族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反而愈益放射出驚天地、泣鬼神的燦爛光輝,無數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犧牲,進行了不屈不撓、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譜寫了前可慰古人、後可啟來者的壯麗篇章。梁啟超的驚世駭俗之文,魯迅的刺穿千年之劍,都是浸透了甲午恥辱的。他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今天仍然是我們建設現代化強國的精神動力。 <br/>  七、切實加強執政黨建設。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以前的一切革命和戰爭之所以失敗,根本教訓有兩條:一是沒有先進的思想武器,二是沒有先進的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實現從失敗到勝利的偉大轉折,根本經驗是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先進的思想武器和中國共產黨這個先進的領導力量。從世界各國的發展歷史看,大國的興衰治亂,思想理論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國際競爭是綜合國力、軍事實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競爭,也是思想理論的科學性、徹底性的競爭。一個執政黨只有掌握了先進的理論武器,具有科學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才能真正承擔起推動歷史前進的領導責任,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把握主動,立於不敗之地。社會的發展總是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到複雜,因而社會越是向前發展,就越需要思想,越需要思想家,越需要戰略思想家。思想理論好比國家和社會的血脈,思想理論乾涸,國家和社會就必然衰竭。理論強黨必強,思想富國必富。我曾對外國朋友講過,觀察中國問題,首先要觀察中國共產黨。我們黨有一個根本特點,就是理論上成熟和不斷發展,對於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具有偉大的歷史擔當精神。加強領導力量建設,關鍵是加強領導班子建設和領導骨幹隊伍建設。蓋非常之業,必待非常之人。善用各種人才,才能成大事業。必須不拘一格、千方百計,把最優秀人才聚集到黨和政府周圍。“我勸馬列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這是一個極為艱巨的任務,但又是一個必須解決的任務。 <br/>  這裡涉及怎樣看反腐敗。歷史地看,一切封建王朝,一切剝削階級統治集團,之所以跳不出歷史周期律,根本原因是腐敗。而在諸種腐敗現象中,最危險的是政治腐敗和吏治腐敗,政治腐敗必然導致吏治腐敗,吏治腐敗是最大的政治腐敗。政治腐敗的破壞性在於,它從根本上銷蝕一個政權的建設性功能和積極因素,而使破壞性功能和消極因素呈幾何級數增長,最終必然把它推向自己的反面。吏治腐敗的破壞性在於,它從根本上銷蝕優勝劣汰的幹部人才遴選機制,而形成劣勝優汰的逆調節機制。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在政治上失去了建設性,不能調動和集聚積極因素,又造就不出適應統治需要的治國之才,垮臺是不可避免的。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頭腦。當年曾有人同宋美齡談國民黨如何腐敗、共產黨如何清廉,宋美齡說,共產黨還沒有嘗過權力的滋味。這句話反映了宋美齡對國民黨有根據的沒信心和對共產黨無根據的沒信心。但她提出的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深思。從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戰略高度來說,有效防治腐敗,有效防範各種危險,必須過好權力關。這是真正大的問題、真正大的考驗。(下)(作者為中國政研會副會長 李洪峰) <br/>  李洪峰 現任中國政研會副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導師,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央國家機關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當代書法篆刻院院長。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黨建研究局局長,中共西安市委副書記,新華社黨組成員、中央紀委駐新華社紀檢組組長,十七屆中央紀委委員,文化部黨組成員、中央紀委駐文化部紀檢組組長,國家清史纂修領導小組副組長。主要著作有:《偉大復興與戰略思維》《大國崛起的文化準備》《歷史為什麼選擇了毛澤東》《戰略家鄧小平》等,主編《讀一點清史》等。<br/>  【延伸閱讀】<br/>  獨家:以史為鑒,迎接新的世紀大考(上)<br/>  2014-07-28 12:08:00 <br/>  參考消息網7月28日報道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中國科學院、工程院兩院院士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深刻指出:“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具有特殊的含義,在我國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義。迴首我國近代史,中華民族遭受的苦難之重、付出的犧牲之大,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歷史節點,習近平總書記著重強調甲午年的特殊含義,具有特殊的重大意義。爆發於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戰爭,帶給中華民族的傷害和恥辱是前所未有的。我們一定要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提醒,勿忘國恥,警鐘長鳴,以史為鑒,發憤圖強,舉全黨全國之力,迎接新的世紀大考。 <br/>  <br/>  點擊圖片進入下一頁 <br/>  日軍占領旅順口海軍公所,公所大門牌匾“海軍公所”四字正是李鴻章所題。(資料圖片) <br/>  制度之敗,落後就要挨打的歷史鐵證 <br/>  我國有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歷史,清朝是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到了末年,它的生機和活力已經消耗殆盡。1840年-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封建的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近代史上,晚清政府領導了五次大規模的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戰爭,即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和抗擊八國聯軍戰爭。這五次反侵略戰爭雖然都是正義的戰爭,但因為投降主義占主導地位,所以一次次都失敗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時,還有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林則徐,後來每況愈下的清王朝再也產生不出來像林則徐那樣認真的主戰派了。面對“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數千年未有之強敵”,清朝統治集團卻渾渾噩噩、麻木不仁,完全置國家大局於不顧,無論是“主戰派”,還是“主和派”,都不是完全著眼於民族大義和國家最高利益,而是把國家利益作為勾心鬥角、互相傾軋的手段和工具。腐朽到了極點的清政府,已經到了不割地、不賠款、不喪權辱國,便不能維持自己統治的悲慘境地。 <br/>  一直到19世紀初,中國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這個時期的中國,在世界上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富國。而恰恰在這個時期,世界歷史發生了革命性變化。這期間,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法國爆發了大革命,美國經過獨立戰爭建立了新國家。這三件大事,是世界現代化史上劃時代的事件。而中國卻仍然固守封建傳統,對世界發生的變化茫然無知,眼睜睜喪失了由富變強、社會轉型的歷史機遇。 <br/>  清政府在這場戰爭中失敗的教訓很多,但本質上是制度之敗,是腐朽的封建王朝不敵新生的資本主義。它是一個老掉牙的腐朽衰敗的封建王朝同一個武裝到了牙齒的新生資本主義國家的戰爭。血的事實,再一次提供了落後就要挨打、落後必然失敗的歷史鐵證。而制度落後是最根本的落後。 <br/>  日本和中國幾乎同時被西方列強打開國門,日本的明治維新同中國的洋務運動也幾乎同時起步,但日本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完成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跨越,它的崛起意志,它的維新步伐,它的勤奮學習,它的銳意進取,它的擴張野心,它的尚武精神,它的舉國一致,它的社會活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中國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淖里越陷越深,進入到中國政治制度最腐朽、最黑暗的時期。它的衰微破敗,它的千瘡百孔,它的腐敗無能,它的窮奢極欲,它的內耗不已,它的一盤散沙,它的社會分裂,它的民心喪盡,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br/>  講日本武裝到了牙齒,不單是指軍事武裝,更根本、更重要的是思想武裝、精神武裝。日本明治天皇親政不久,就宣佈了《五條誓文》,中心思想是強調上下一心,破除舊日陋習,求知識於世界。在當時的日本和當時的世界,這五條誓文的進步性、開放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實質成為日本崛起的宣言書。之後,日本近代影響最大的思想家福澤諭吉進一步提出了“脫亞入歐”的綱領性口號,明治維新的目標也進一步明確為“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等三大目標,學習西方的制度文明被放在首要地位。而在這個過程中,日本思想家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以福澤諭吉為例,他在明治維新期間的譯著,共達六十餘部,一百數十冊。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歷史地理、制度風俗等,範圍之廣,內容之多,有如百科全書。福澤渝吉幾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近代日本的啟蒙運動。毛澤東青年時期就註意到了福澤諭吉,他在《講堂錄》中寫道:“福澤諭吉有義慶應大學,以教育為天職。不預款、均利。福氏於學擅眾長,有誨人不倦之意。”1866年,他在赴歐實地考察基礎上寫成的《西洋事情》出版。這是一本改變日本歷史的書。日本人幾乎人手一部,把它當作金科玉律看待。而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中國思想家則遠沒有這麼幸運。著名思想家魏源耗費半生精力撰寫的《海國圖志》,是一部真正的國家之書。但初版50捲於1843年出版,卻立即遭到了頑固派、守舊派的強烈指責和惡毒攻擊,結果只印了1000冊左右,且很少有人問津。 <br/>  大量事實說明,中日兩國當時在學習西方的問題上,由於指導思想不同而結局完全不同。清政府一直為“中體”所錮,只為傳入和吸收西方“器用”之學提供了極為狹小的空間;而日本明治政府由於強烈的時代危機感和開放性思維,則更加主動、更加自覺地走向世界,加之明治維新以後建立和形成的適應社會變革的新的政治體制和經濟、文化體制,以及相繼推出的一系列開明的政策措施,很快形成了“西潮奔涌東瀛”的局面,為日本躋身西方列強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體制制度基礎。 <br/>  特別值得註意的一個現象是,日本在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軍國主義思想的不斷膨脹。日本軍國主義在甲午戰爭期間和其後的侵華戰爭中,所表現出的瘋狂性、殘酷性、野蠻性、動物性(獸性),不是偶然的。現在日本安倍政權通過參拜靖國神社美化軍國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勢力企圖複活日本軍國主義也不是偶然的。對此,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亞洲人民、世界人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br/>  <br/>  點擊圖片進入下一頁 <br/>  甲午戰爭結束後,有日本商人打撈“定遠”艦殘骸,並用部分殘骸構件在日本福岡縣建造了一座名為“定遠館”的建築。圖為“定遠館”的院門和說明牌,其院門所用正是“定遠”艦上鋼板,其上仍可見清晰的彈孔和彈痕。(攝影 劉華) <br/>  戰略之敗,一場無戰略的戰略決戰 <br/>  陳毅在1947年總結華東作戰情況時,曾經從戰略上對共產黨和國民黨進行過比較。他說:“我們比戰術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場動作、內務管理、戰鬥動作等。我們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則愈強。如旅以上戰役組織比人家強,縱隊更強,野戰司令部又更強,到統帥部的戰略指導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他說:“一年來自衛戰爭的勝利,首先是戰略上的勝利。雖然我們打勝仗靠同志們不怕犧牲流血的精神和大炮機槍,但主要是靠統帥部、陝北總部、毛主席的戰略指導。”陳毅在這裡講到了戰爭的一個根本問題,這就是:戰爭致勝的條件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戰略致勝是最核心、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條。 <br/>  反觀甲午之敗,首先就敗在戰略上。清政府已完全喪失了戰略判斷、戰略決策、戰略思維能力,它同日本打的是一場無戰略的戰略決戰。而日本則截然相反,為了打贏這場戰爭,它經過長期的戰爭準備,有明確的戰略意圖和戰略目標,有周密的戰略謀劃和戰略設計,更有高度集中統一的戰略指揮。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伊始,就開始推動“武國”方針。1870年,日本就明確了建設世界上最強大海軍的戰略目標,規劃20年內擁有大小軍艦200艘、常備軍25000人。甲午海戰前十年,日本相繼提出十年經濟發展計劃和八年擴軍計劃。在甲午戰前的六年間,日本平均每年增添新艦2艘。甲午戰爭前,為了集中兵力,強化集中統一指揮,日本海軍統一整合了艦隊資源,組建了聯合艦隊;戰爭爆發後,為適應海上攻勢的需要,將聯合艦隊再次改編,形成一個本隊和三個游擊隊。而最關鍵的是,日本成立了直屬天皇的戰時大本營,作為海陸軍的最高指揮機構,形成了高度集中統一的戰爭指揮中樞。 <br/>  清政府對日本的戰略圖謀卻始終處於懵懵懂懂之中,沒有任何戰略預判。清朝的海軍建設,完全是按照舊式外海水師分省佈防的思路“分洋”建設的,從未實現過統一佈局、統一指揮。在黃海海戰的危急時刻,北洋幾次請調南洋各艦北上助戰,皆被托辭拒絕。以至於李鴻章發出“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的哀嘆。而最致命的是,清政府從來沒有確定和形成真正的戰略指揮中心,名義上的最高統帥是光緒皇帝,而實際上的最高統帥是慈禧。慈禧厭戰主和,因此實際上將戰爭指揮大權完全賦予李鴻章一人之手。李鴻章則難以協調陸海軍之間的行動,不能實施不間斷的集中統一指揮。清政府前敵各軍互不隸屬,各行其是。有將無帥,諸將並立,在海軍和陸軍之間、陸軍各部之間特別明顯。戰爭打起來後,清政府對日軍的戰略進攻方向一再判斷錯誤,兩次大的抗登陸作戰都沒有事先在敵人可能登陸的地方佈置防禦力量,致使日軍沒有付出任何代價就輕易登陸成功。 <br/>  甲午戰爭後,中國面臨被世界列強肢解和瓜分的嚴重危機。對中國下手最快的是沙皇俄國。俄國聯合德國和法國,以武力為後盾,干涉日本還遼。之後,它先是派兵占領了旅順,接著控制了中國整個東北地區。德國則先是索得在天津和漢口的兩塊租界地作為“報酬”,接著又強占膠州灣。《馬關條約》規定的“賠款”達二億兩白銀之巨,並規定,在條約批准後的半年內要先付五千萬兩,後來又加上贖回遼東半島的三千萬兩,加在一起是八千萬兩,限在半年內付出。當時,清政府的財政收入全年不到九千萬兩。為了交付“賠款”,不得不舉借外債。列強由此掀起了爭奪向中國出借政治奴役性貸款、爭奪海關和中國財政控制權的爭鬥。接著又在中國進行爭奪鐵路建築權的較量。面對列強的瘋狂掠奪,清政府束手無策,完全談不上有什麼主動的外交政策,更遑論戰略思維。他們的唯一辦法是“以夷制夷”。而所謂“以夷制夷”,事實上並不是清政府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牽制他們,而是不斷地以中國的領土主權為犧牲品來調節他們之間的矛盾,是以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血肉輪番地填塞一個個餓狼的肚子。 <br/>  人類戰爭史已經充分證明,戰爭,從來不是單純的軍事行動,戰爭是包括政治力、軍事力、經濟力、文化力、外交力等在內的綜合國力的博弈,說到底是戰略的博弈。雖然勝敗乃兵家常事,但勝者自勝,敗者自敗,看似偶然性在起作用,實則必然性在起作用。而對一個國家來說,戰略思維、戰略決斷能力的有無和優劣,則是決定性的。(上)(作者為中國政研會副會長李洪峰) <br/>  李洪峰 現任中國政研會副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導師,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央國家機關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當代書法篆刻院院長。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黨建研究局局長,中共西安市委副書記,新華社黨組成員、中央紀委駐新華社紀檢組組長,十七屆中央紀委委員,文化部黨組成員、中央紀委駐文化部紀檢組組長,國家清史纂修領導小組副組長。主要著作有:《偉大復興與戰略思維》《大國崛起的文化準備》《歷史為什麼選擇了毛澤東》《戰略家鄧小平》等,主編《讀一點清史》等。<br/>  【延伸閱讀】<br/>  獨家:黃海海戰失利原因再檢討<br/>  2014-07-24 14:15:36<br/>  參考消息網7月24日報道 戰爭是事關兩國發展的大事,往往影響當事國的歷史發展進程。戰爭勝負不僅是具體戰役累加的結果,也是某些關鍵戰役的直接後果。黃海海戰就是其中的經典案例,其不僅關係甲午戰爭期間制海權的歸屬,還成為兩國戰爭局勢走向的重要轉折點。 <br/>  <br/>  點擊圖片進入下一頁 <br/>  日本海軍繪製的黃海海戰初期雙方艦隊陣列圖(資料圖片) <br/>  黃海戰敗決定甲午戰局 <br/>  黃海之戰實為一場遭遇戰。日本聯合艦隊的目的地是遼東海岸的大孤山港,卻在1894年9月17日10時20分偶然發現另一方向上的煤煙。日本艦隊遂改變航向,朝煤煙方向行進。與此同時,臨時停泊在距鴨綠江口12海裡處海面上的北洋艦隊也發現了敵艦的煤煙。迨至11時許,彼此皆確認對方為主力艦隊,開始進入戰鬥準備。 <br/>  海戰的第一階段為12時50分至14時30分,日方以單縱陣從幾乎與北洋艦隊橫陣成垂直角度迎面駛來,突然又左轉航向,趨北洋橫陣右翼方向而來。丁汝昌等鑒於對方趨向己方右翼,遂下令各艦相應地右轉船頭45度,即堅持以艦首正面對敵,然後便集中火力猛然攻擊對方位置靠前的“第一游擊隊”,使“吉野”等四艦接連中彈,以致艦船破損,人員傷亡,因而被迫於13時20分朝左旋方向作180度大轉彎,逃離戰場而去。 <br/>  海戰第二階段為14時30分至15時30分,“第一游擊隊”在伊東祐亨指揮下,再次左轉180度,試圖與本隊集合,完成對北洋艦隊正面應戰。恰逢此時,日本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在“西京丸”號發出指令,命令四艦再次回頭救助已被北洋艦隊圍擊的“比睿”和“赤城”艦。如此一來,日本誤打誤撞,“第一游擊隊”再次左轉180度後,恰好與其本隊彼此呼應,形成了一個對北洋艦隊前後夾擊的包圍圈。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北洋艦隊只能艱難地原地轉動,冀以艦首火力應對兩面之敵。但橫陣的轉動十分困難,陣形極易紊亂、隊伍離散。15時左右,北洋艦隊隊形開始凌亂,各艦船各自為戰,失去了全隊的統一行動。嚴重負傷的“致遠”號在鄧世昌指揮下奮勇沖向“吉野”,撞敵未果而沉,繼而不同程度受傷的各艦在日方“第一游擊隊”的分別圍攻下,被迫先後遠離旗艦。 <br/>  海戰第三階段為15時30分以後至戰鬥結束。其間,“第一游擊隊”繼續對北洋散退各艦圍堵追擊,形成以多打少、各個擊破的局面,“經遠”號因此而沉。另一方面,定、鎮二艦同日方“本隊”五艦的戰鬥則出現轉機。“定遠”主炮射出的一枚榴彈命中敵旗艦“松島”,後者頓時烈焰衝天,死傷纍纍,日本“本隊”五艦開始轉攻為守,繼而撤出戰鬥。至17時50分,日方“本隊”招回“吉野”等四艦,遠遠退走,北洋艦隊返航,海戰遂告結束。 <br/>  這次戰鬥後,中國方面失去了對戰爭勝負有著決定意義的北洋海區的制海權,京津地區直接暴露在日本進攻威脅之下。而日方由此將戰爭推及中國本土,轉而從海上運輸大量陸軍,大舉登陸遼東半島,使中日戰局急轉直下。那麼,失利的原因究竟何在? <br/>  戰術失利偶然中有必然 <br/>  北洋艦隊在黃海之戰中失利的直接原因是艦隊遭受敵艦的腹背夾擊。導致被前後夾擊局面的原因雖屬偶然因素,但背後還隱藏著某種必然性。 <br/>  在黃海之戰中,日本模仿了1805年特拉法加海戰中英軍將領納爾遜所用戰術。18世紀至19世紀之交,英國海軍打破了傳統的單縱隊對射戰術,創造出所謂“納爾遜機動”的新戰術,其具體步驟就是戰前的“二隊編成”和戰時的“中間突破”。據納爾遜本人解釋說,傳統單縱隊對射的海戰,是兩個“單臂拳師”互相格鬥,而“二隊編成”則是同時使用雙臂的拳師進行作戰,具有顯著的優點。 <br/>  但是,黃海之役中,日本對納爾遜戰術的模仿只取得部分成功。當“定遠”於12時50分打響第一炮之前,日本艦隊曾進行過一個變陣動作,這為當時的美國海軍軍官馬漢所嘲笑。馬漢認為,日本指揮官伊東祐亨“竟以全隊之腰向丁(此處以丁汝昌代指北洋艦隊陣列)之頭,攔丁之路,意在繞出丁旁,以攻丁之左右翼,豈不大誤”。英國遠東海軍司令斐利曼特則稱:“為伊東計,奇險實不可思議,然伊東非糊塗之比,或自恃本船速率之靈捷,兼知敵軍炮準之齵差,故冒險而為之也。” <br/>  那麼,日艦隊究竟出於什麼原因行此令人駭怪之舉?其真實緣故只能是模仿納爾遜的中間突破戰術而未成。因為這時北洋艦隊並非如同特拉法加海戰中的法國和西班牙艦隊那樣排成一列縱隊,而是以二鐵甲艦居中,列出“人”字橫隊,所以日艦隊非但不能對之進行所謂中間突破,反而面臨被包抄合圍及迎頭撞擊的危險,於是在慌亂中遂趕忙轉變航向,不得已而就勢滑向北洋艦隊右翼一側,正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 <br/>  日本“中間突破”未見成效,反而致使“第一游擊隊”被打得轉身而逃,本隊尾部三艦亦被北洋艦隊切離隊列。然而,日本學習納爾遜戰術的第二點——“二隊編成”卻獲得了一定成功。如果日本艦隊仍是單縱隊,則在“直攻中堅”企圖落空後,只能利用航速優勢在遠距離上環繞北洋艦隊作轉彎運動,同時進行炮戰罷了。但因為他們事先進行二隊編成,在偶然間形成了對己方有利的包圍態勢。而只要日本擁有船快、單縱隊和“二隊編成”這三點優勢,形成對北洋艦隊兩麵包圍的機會總是會有的,這就是偶然性背後的必然性所在。 <br/>  <br/>  點擊圖片進入下一頁 <br/>  甲午戰爭期間,日艦雖多次擊中“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但因兩艦裝甲厚重,日方艦炮始終未能給兩艦造成嚴重損傷。圖為1895年5月,被日軍繳獲的“鎮遠”艦在旅順船塢內修理。(資料圖片) <br/>  海軍裝備落後日本十年 <br/>  除戰術方面的因素外,海軍裝備水平亦是決定戰爭的核心要素。甲午戰爭前十年間,歐美國家海軍技術進步主要有三:第一,速射炮;第二,軍艦高速度;第三,無煙火藥。其中除無煙火藥在甲午戰前尚未廣泛使用外,另外兩項都在這場戰爭中得到應用,但應用者卻是日本艦隊。 <br/>  先談速射炮。1887年,英國首先發明中口徑速射炮並於同年裝備軍艦。至甲午戰爭時,120毫米口徑速射炮的射速為每分鐘8-10發,150毫米口徑速射炮為每分鐘6發,而相同口徑的普通艦炮約為每分鐘1.2發。前者是後者的5-8倍。 <br/>  然而,對於這種中口徑速射炮的作用不能過於誇大,這是因為,相對大口徑艦炮,此種速射炮射程較短、炮彈威力較小。所以在黃海海戰中,日艦一般只在與北洋艦隊處於3000米以內時才能射擊,定、鎮、來、靖諸艦所中炮彈雖各有159發、220發、225發和110發之多,但二鐵艦並未受重創,“來遠”、“靖遠”二艦亦未因此沉沒。而定、鎮二艦的305毫米口徑巨炮所射炮彈,只須命中敵艦一發,就能產生重大效果,如日本旗艦“松島”幾至沉沒。因此,中口徑速射炮的決定性意義在於,它可以大量裝置在艦船的舷側部位,這正是機動靈活的單縱陣戰術的物質基礎之所在。 <br/>  其次是艦船速度,這主要取決於發動機的技術性能。北洋艦隊的定、鎮兩艦製造於19世紀80年代初期,以每艦7300噸的排水量卻只有6000馬力的推進功率。而日本艦隊製造於90年代初的“吉野”一艦,以4200噸的排水量卻有15970馬力的推進功率,對比十分明顯。 <br/>  在19世紀中後期,艦用蒸汽機曾經歷過這樣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所謂“單機膨脹式主機”,熱效率很低;第二階段是70年代以後的“二級膨脹式主機”;第三階段則是80年代中葉以後的“三級膨脹式主機”。北洋艦隊全部主力艦船的發動機,除“平遠”艦外,其餘均屬於第二階段。而日本艦隊之各艦主機,除“扶桑”、“比睿”系70年代產品之外,或為第二階段後期水平,或為第三階段早期水平——“吉野”艦主機則屬第三階段中後期水平。 <br/>  在攻擊方面,日方艦隊因為新式速射炮而擁有一定優勢;在防護方面,北洋艦隊由於厚重裝備而處於某種優勢地位。但在機動力方面,日本艦隊遠遠領先於北洋艦隊。黃海之戰中,日方艦隊具有強大機動力,而北洋艦隊卻只能採用運動笨拙艱難、極易引起隊伍離散的落後橫陣,這種機動力的顯著差距則正是雙方技術裝備差距所導致的。 <br/>  需要強調的是,日方學者在關於當時兩國艦隊實力對比問題上多主張日弱華強,甚至稱日本海軍“與清國海軍相比,是絕對無法與之對抗的極弱小的力量”云云,這是全然不顧事實的說法。他們這樣說的用意大概不外兩點:其一,為了宣揚日本軍隊的所謂“武士道精神”,猶雲物質力量雖弱但卻以弱勝強;其二,為了掩飾日本方面蓄意發動這場戰爭的事實真相,猶雲儘管日方實力弱小但也不得不應戰。中日兩國艦隊在技術裝備水平上的十年差距這一事實,既是日本敢於挑起甲午戰爭的軍事根據,也必然對這次戰爭中的決定性一戰——黃海之戰——的勝負產生重大影響。 <br/>  戰略誤判導致失敗苦果 <br/>  黃海海戰的失利,絕對不能忽視戰略上的原因。北洋艦隊在甲午戰前長期未曾添購新艦,由此導致中日雙方技術裝備水平差距。其原因就在清廷自1885年天津談判以後,在思想上喪失了對日本的警惕和防範之心,致使整個國防戰略發生嚴重失誤。 <br/>  在國防戰略中,對主要敵國的認識與選擇,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br/>  日本與中國隔海相望,力量中心近在咫尺,在地理上天然屬於中國國家安全上應該加以防範的對象。甲午戰前的二十餘年間,清朝當局實在應該堅持不懈地奉行防日戰略,密切註視其擴軍動向,並針鋒相對地採取防範措施。但遺憾的是,清廷只是在日本已經實施侵略行徑時,才會在現實刺激下採取一定措施,如1885年以前定、鎮等艦的購置。一旦日本暫無動作,清朝的防日思想便大為消蛻。1885年以後,由於日本錶面上對朝鮮和中國不動聲色,儘量避免刺激行徑,遂使李鴻章等人全然不以日本為意,卻對當時尚不能對中國構成根本威脅的俄國大加警戒,因此有挪用海軍經費加練東北旗兵之事,以及針對西伯利亞鐵路的籌建而搶先修築關東鐵路之舉。 <br/>  正因為清朝當局在甲午前十年間註重防俄而疏於防日,才在思想上絲毫沒有添購軍艦的緊迫感和危機感,而決非因經費的緣故。要知道,在強烈危機感的驅迫下,經費上的困難無論如何都可設法解決。 <br/>  黃海海戰失利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戰爭是綜合國力的較量。首先,要從宏觀的國防戰略上要認清誰是主要對手,才能使得各項工作輕重有別,避免出現重大戰略失誤。其次,要深刻認識到戰術和戰鬥力的發揮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基於裝備技術水平的發展。如今,日本仍是一個經濟和科技大國,而且正力圖向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邁進,其以“自衛隊”名義發展著的陸、海、空三軍實力十分可觀,尤其是武器裝備的先進程度上更居於世界前列。因此,有關黃海海戰的戰略戰術探討,是具有現實意義的。(文章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潘向明。) <br/>  潘向明 (1951-2013) 遼寧丹東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專攻晚清政治、軍事、中外關係及邊疆宗教史,著有《清通鑒·光緒朝(上)》《清史編年(第11捲)》《新疆和卓家族叛亂研究》等,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他於1995年完成博士論文《甲午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研究——關於清朝所以失敗的原因》,因不斷致力於吸收新資料、新成果,故不斷修改,至去世時亦未及出版。該文系其學生據其遺稿內容整理而成。<br/>  【延伸閱讀】<br/>  獨家:明清易代沒有中斷中國文化<br/>  2014-07-24 11:54:00 <br/>  參考消息網7月24日報道 關於中日甲午戰爭,日本的一些學者、政客與媒體沆瀣一氣,炮製了許多奇談怪論,其中之一是鼓噪所謂明清易代是“夷狄”入主中原,標志著中國自此淪陷,進而將那場日本蓄意挑釁、悍然發動的侵略戰爭美化、包裝成“解放中國”、“光復中原”之戰,是為中華文化恢復“正統”之戰。稍有點中國曆史知識的人都知道,這種別有用心的謬論與謊言,絲毫改變不了、也掩蓋不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事實。 <br/>  <br/>  點擊圖片進入下一頁 <br/>  日本雖曾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建築甚至生活方式等諸多領域向中國學習,但其有獨自的文明源流,並不是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圖為日本神道教活動。(資料圖片) <br/>  滿族屬中華民族大家庭 <br/>  中國自秦漢開始就逐漸形成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至明清易代已經歷了近兩千年的發展歷史。在遼闊的古代中國疆域內,漢民族與周邊民族以政治聯繫、經濟交流、文化認同為紐帶,逐漸孕育和形成了一個關係日益密不可分的親緣和地緣共同體,並最終發展成56個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的中華民族大家庭。源遠流長、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創造的。 <br/>  入主中原的滿族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其歷史遠可以上溯至中國東北的古老族屬——肅慎。同屬一系的還有兩漢三國時期的挹婁、南北朝時期的勿吉、隋唐時期的靺鞨,以及10世紀初散居在黑龍江中下游地區的女真各部;近可以述及12世紀初建立的金國,以及在明代接受中央政府管理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諸部。 <br/>  清太祖努爾哈赤是滿族前身——女真的傑出首領。自其五世祖董山起,便被明朝任命為建州左衛都督,並由後裔世襲此職。至努爾哈赤,又被授予指揮使銜,仍身兼女真族首領與明朝地方官員兩重身份。他自命“保守天朝九百五十餘裡邊疆”,努力以“忠順”贏得明朝統治者的信賴。 <br/>  這一歷史事實證明,滿族並不是外族,後金及入關之前的清國也不是外國政權,而是原本在明王朝管轄下的一個境內周邊民族與地方政權。努爾哈赤創建的女真政權與明王朝之爭,其性質是古代中國疆域內的民族之爭、權益再分配之爭,而不是域外民族侵略中國與中國反侵略之爭。明清易代是中國曆史演變發展過程中的組成部分。 <br/>  眾所周知,“中國”作為具有主權國家含義的專稱始於清代,作為近代意義上的國家正式名稱是在辛亥革命後。之前漫長歷史上的所謂“中國”(亦稱“華夏”),或指中原地區,或指中原王朝及其政治中心,並無一個嚴格精確的定義。其後,隨著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其內涵則逐漸發生變化,即在政治與地理層面,由“中原”擴展至更廣闊的疆域。在中國曆史上,正如堅持與維護統一是塑造國家政治格局的主流一樣,各民族之間的和平互動融合始終是民族關係發展的主流。大約在康雍乾時期,今日中國的版圖形成。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這是史學界的基本共識。 <br/>  自周秦時期開始,由於中原華夏族與周邊民族存在著經濟社會發展上的一系列客觀差異,彼此的衝突歷代時有發生;一些少數民族政權最終擊敗中原王朝而入主中原並不罕見,如前趙、前秦、北魏、金朝、元朝;中原王朝也因與周邊民族的矛盾和衝突而多次遷徙政治中心,但這些現象都不意味著“中國”淪陷。至於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他們都不同程度地認同中華文化,乃至以“中國皇帝”、“奉行正朔”自居,更彰顯出中華文化的“正統”並未因其取代中原王朝而喪失斷絕。實際上正是在各民族的接觸、碰撞、交流和融合中,中華文明得以更廣泛地傳播,而各少數民族的內遷也為中華民族的形成註入了新鮮血液。尤其是在清代,各民族間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更加頻繁,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滿族入主中原,與中國曆史上其他時期的周邊民族入主中原並沒有性質的差別,不同的只是在接受中華文化的深度與廣度上,清朝躍上了歷代少數民族政權難以企及的巔峰。<br/>  清廷是政權儒學化王朝 <br/>  文化沒有優劣之分,文明程度卻有高低之別。如同中國曆史上其他少數民族一樣,入主中原的滿族有一個自覺接受先進的中原生產方式、學習儒家文化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與歷史上中國境內其他社會發展相對滯後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不斷調整自身以適應新的發展需要如出一轍。 <br/>  “夷狄”與“華夏”是我們祖先區別周邊與中原的兩個概念。“夷狄”這個詞本身沒什麼貶義。傳說創造青銅文明的商族即屬於以鳥為圖騰的東夷部落集團的一支。而禮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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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寶倉 劉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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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冬芹在田間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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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新聞 時間: 2014-06-30來源: 信息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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